中午十二時三十分,我帶著一點兒的不耐煩,逕自走上宏x保險公司,找那裡的保險從業員Yanny。
接待員將我帶到一間七十來尺的會議室,室內佈置簡約,除了一張小圓桌及三張可滾動的辦公室椅外,
那是一個明媚而清爽的夏日,空氣中瀰漫著夏天慵懶的味道,內心如火熱的太陽般躁動的我,
踏上了123路公交車,準備去補習班上課,一想到面對老師的苦臉,就不禁暗暗叫苦。
糖糖是我在台北一家CLUB認識的小姐,已忘了是幾年前的事了,只知道那時的台北市長是陳水扁,記得那天是星期六,我臨時被公司派去台北出公差,處理完公務後已經是晚上六點多,於是我決定在台北玩一天,星期日再回高雄,反正只要拿發票回去報公帳就行了,會計小姐跟我很熟,飯店錢也不用我出。
我來到了客戶公司附近的第一飯店投宿,它給我的單人房蠻大一間的,我先洗個澡,洗完後打電話給台北的一些朋友,約他們出來吃個飯聚一聚,大夥跑去林記吃麻辣鍋,吃完她們都有事所以就各自解散,回到飯店看看時間才9點多,我就在飯店附近四處晃晃,看到了家網咖店,決定進去消磨一下時間,當時台北的網咖蠻貴的,一小時要一百元,那家網咖店還只有開到12點,所以我玩了2個多小時,它們就要關店了,我又只好在街上到處閒晃。
我今年25歲,是一家浴衛用品店的上門維修人員。那是一天下午,老板通知我去xx小區三單元301室上門維修噴頭。大概三點多的時候,我帶著工具到了居民小區樓下,按響樓門鈴后,通話器里傳來一嬌媚的聲音,「誰呀?」「XXX衛浴,修噴頭的。」
「好的,請進。」
我的老家在鄉下。1980年7月,我考入距家17華里的縣7中。這是一所重點中學,雖然面向全縣招生,可除了分片和走后門入學的外,鮮有考生能憑學習成績進入。只有我們10幾個成績特別優秀的才有幸就讀。說是縣中,其實校址在一個鄉政府所在的小鎮上。校舍破爛不堪,但比起我讀書的小學還是好多了,至少房子排列的很整齊,而且還有一個全鎮最大的操場。大多數學生是官宦子弟,盡管學校給他們提供了更多的幫助,比方幾間不大的宿舍都分給他們,但對我們這些憑實力考入的學生還是給了足夠的重視。一是把我們每班分一個,既可作爲同學的榜樣也方便老師輔導;二是明確我們可以做課代表不允許擔任班干部;三是暗地囑咐老師們對我們在學習上給以特殊的關照。鬓發班白的老校長在單獨給我們開會時說:“現實就是這樣,我也沒辦法,你們是學校的寶貝疙瘩,學校的這快牌子就靠你們撐著了。”最后的幾句話明顯帶著幽怨、淒涼和無奈。老校長是上世紀30年代出生的人,文化不高卻很有正義感和人情味兒,我們都很感動。
開始,我們騎自行車來回奔波,可入秋后天越來越短,還沒放學天就黑了。學校讓幾個女生擠在女老師宿舍,而我們幾個男生實在沒辦法。那天校長和教導主任把我們幾個叫到一起說:“唉!怎麽辦呢?看你們這麽起早貪黑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!再說也不安全。你們在鎮上有沒有親戚?能不能投靠一下?開了春天長了就好辦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