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午十二時三十分，我帶著一點兒的不耐煩，逕自走上宏x保險公司，找那裡的保險從業員Yanny。
接待員將我帶到一間七十來尺的會議室，室內佈置簡約，除了一張小圓桌及三張可滾動的辦公室椅外，
那是一個明媚而清爽的夏日，空氣中瀰漫著夏天慵懶的味道，內心如火熱的太陽般躁動的我，
踏上了１２３路公交車，準備去補習班上課，一想到面對老師的苦臉，就不禁暗暗叫苦。
糖糖是我在台北一家CLUB認識的小姐，已忘了是幾年前的事了，只知道那時的台北市長是陳水扁，記得那天是星期六，我臨時被公司派去台北出公差，處理完公務後已經是晚上六點多，於是我決定在台北玩一天，星期日再回高雄，反正只要拿發票回去報公帳就行了，會計小姐跟我很熟，飯店錢也不用我出。
我來到了客戶公司附近的第一飯店投宿，它給我的單人房蠻大一間的，我先洗個澡，洗完後打電話給台北的一些朋友，約他們出來吃個飯聚一聚，大夥跑去林記吃麻辣鍋，吃完她們都有事所以就各自解散，回到飯店看看時間才９點多，我就在飯店附近四處晃晃，看到了家網咖店，決定進去消磨一下時間，當時台北的網咖蠻貴的，一小時要一百元，那家網咖店還只有開到１２點，所以我玩了２個多小時，它們就要關店了，我又只好在街上到處閒晃。
我今年２５歲，是一家浴衛用品店的上門維修人員。那是一天下午，老板通知我去ｘｘ小區三單元３０１室上門維修噴頭。大概三點多的時候，我帶著工具到了居民小區樓下，按響樓門鈴后，通話器里傳來一嬌媚的聲音，「誰呀？」「ＸＸＸ衛浴，修噴頭的。」
「好的，請進。」
我的老家在鄉下。1980年7月,我考入距家17華里的縣7中。這是一所重點中學，雖然面向全縣招生，可除了分片和走后門入學的外，鮮有考生能憑學習成績進入。只有我們10幾個成績特別優秀的才有幸就讀。說是縣中，其實校址在一個鄉政府所在的小鎮上。校舍破爛不堪，但比起我讀書的小學還是好多了，至少房子排列的很整齊，而且還有一個全鎮最大的操場。大多數學生是官宦子弟，盡管學校給他們提供了更多的幫助，比方幾間不大的宿舍都分給他們，但對我們這些憑實力考入的學生還是給了足夠的重視。一是把我們每班分一個，既可作爲同學的榜樣也方便老師輔導；二是明確我們可以做課代表不允許擔任班干部；三是暗地囑咐老師們對我們在學習上給以特殊的關照。鬓發班白的老校長在單獨給我們開會時說：“現實就是這樣，我也沒辦法，你們是學校的寶貝疙瘩，學校的這快牌子就靠你們撐著了。”最后的幾句話明顯帶著幽怨、淒涼和無奈。老校長是上世紀30年代出生的人，文化不高卻很有正義感和人情味兒，我們都很感動。
開始，我們騎自行車來回奔波，可入秋后天越來越短，還沒放學天就黑了。學校讓幾個女生擠在女老師宿舍，而我們幾個男生實在沒辦法。那天校長和教導主任把我們幾個叫到一起說：“唉！怎麽辦呢？看你們這麽起早貪黑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！再說也不安全。你們在鎮上有沒有親戚？能不能投靠一下？開了春天長了就好辦了。”
